序

熊月之

大同，上海教育园地的一面旗帜，自1912年以来，由学院而大学，而大学科与普通科（即大学部与中学部），而市重点中学，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。其规模历经数变，校园屡经播迁，内涵因时而异，其精神则一以贯之。值此大同百年华诞之际，数以千计的海内外大同校友，回首前尘，重放那令人感佩、令人骄傲的历史镜头，回味那卓然自立的大同精神，无不心潮起伏，感慨万千。

大同是文化抗争的产物。一百年前，胡敦复、吴在渊等一批志士仁人，有感于洋人控制的清华学校唯洋是从，不光大多数课程均用英文教材，还开设美国史地、政治、公民等课程，要学生将美国历届总统、历史名人，以及所有的州、州首府，每一条河流、每一座山川都一一背诵出来；有感于清华学校鄙薄华人教员，美中教员的待遇悬殊足有十倍，居住条件更是天壤之别；还有感于中国教育之不振，“官立学校办事者皆以外粉饰而内敷衍为事，偏重智育而置德育于不问，才乃为济恶之端”，愤而从京师集体南下，在上海创办了大同学院。近代不少私立大学，均因文化抗争而起，诸如复旦之于震旦，中国公学之于日本对于中国留学生的限制，大夏之于厦大，光华之于圣约翰，都是由于部分师生集体抗争而起。那些抗争，或因人事关系之龃龉，或因政治主张之冲突，像大同这样，既因不满于西化学校之过度崇洋，又因不满于官立学校之过于腐朽，实属少数。这类双重抗争的发生，其主导者必然既熟悉现代教育又反对全盘西化、既对中国文化饱含深情又对中国教育现状极度不满。胡敦复、朱香晚、平海澜、吴在渊等大同创办人，就是这类学养丰厚、胸怀大志的文化精英。他们都出生于文化素称发达的江南地区，或系海外留学归来，或系自学成才，清末均在北京高校执教。他们志趣相投，组成立达学社，以“自立立人，自达达人”为宗旨，以贤豪、绩学、崇实、志愿投身教育为条件，时常聚会，讲学励志。

大同在由学院而大学的四十年间，鲜明地呈现以下三个特点：

其一，励精图治的办学精神。那时的中国大学，就经费而言，约分三类，一是官办，后来称国立，经费由政府拨发，如北京大学；二是公学，经费由两部分组成，部分官款，部分私款，如早期的南洋公学、复旦公学、中国公学；三是私立，全部为私款（后来政府有所资助）。私立学校中，又分外国教会学校与国人私立学校，外国教会学校有圣约翰大学、震旦大学、沪江大学等，国人私立学校有南开、大同、大夏、光华、暨南、持志等。三类学校中，以华人私立学校经费最为困窘，而大同又是私立大学中之罕见困窘者。胡敦复、吴在渊等十一位创办人，没有一位是富商大贾，他们七拼八凑，第一笔经费只有区区228元。那是大学，不是小学、幼儿园！二百多元只能是杯水车薪。但是，他们知难而上。大同创始人回忆：

在国内各大学中，没有一所的创立是像大同大学这样辛苦艰难的，既没有大资本家的援助，又没有政府的扶植，仅仅凭着十一个教书先生的信心和勇气，就办起这所大学来。

没有校舍，就临时租用民房；没有校具，就东拼西凑，连三角板和酒精灯这样的基础教具都配不齐全；没有书籍，就由教师捐助；没有钱发薪水，教师们就义务教课，再到别的单位兼职以维持生活；无法聘请足够多的教员，就一人多职，胡敦复担任校长，兼教外国文学、英文、数学、心理学、伦理学，还教哲学、拉丁文、声韵学。顾珊臣既教数学，亦教物理学。更有甚者，有些教师将在别的单位兼职所得之薪金提取一部分资助大同。大同初创阶段，胡敦复捐款超过万元，吴在渊捐款5500余元。吴在渊在此工作二十余年，“生活困顿，穷巷陋室、家徒四壁，木箱当桌，食盐代菜，却日则教书，夜则译著，乐此不疲，有重金聘他，亦婉言谢绝”。他们凭着满腔热情，白手起家，胼手胝足，筚路蓝缕，终于创办起名闻遐迩的大同大学。就个人而言，胡敦复等人都是学有专攻、业有所成的绩学之士，都是聪明绝顶之人，胡敦复先前在清华学校是首任教务长，朱香晚、平海澜、吴在渊等人均为清华教员，都有相当不错的收入，都可以过着相当丰裕的生活，但是为了理想，他们选择了奉献，也选择了困窘。

大同人这种“自立立人，自达达人”的崇高精神，不光表现在初创阶段，而且贯串大同大学始终，成为大同光彩夺目的人文传统。1937年，学校因为要为新开办的工学院投入大笔资金，无力负担所有员工的足额薪酬，全体教员就在原薪的基础上减扣一定的数额，以补贴学校的开支。校长曹惠群将这年8月份以后应得薪酬全部捐出，平海澜、关实之、郑涵清、胡范若等教员都减薪60－70元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，大同创始人胡敦复在美国接受记者采访时，总结大同办学的经验：“1．降低办学费用，使有更多的钱用于教学与科研。2．有一支热情而有能力的工作班子，使开支降低而工作效率增强。3．有一个能事先规划周详的领导班子。4．有良好的信誉，博得人们的信赖。5．取得广泛的信誉后，需要的时候，就容易向外筹款。6．组织一支良好的教师队伍，他们不为名利，热心教育。”这六条，归纳起来，就是领导、教师、规划、效率、献身与声誉，其中，“不为名利，热心教育”是关键。正是在这种救国济世、不计私利、群策群力、众擎易举精神感召下，大同才能小钱办大事，无钱也办事，才会不断发展壮大，从辉煌走向辉煌。

其二，务实严谨的办学风格。大同办学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，一切从中国社会需要出发。当时许多学校片面强调外语，特别是英语，多半的理、工、财经课程，甚至历史、地理、艺术的课程，其教科书、阅读材料、考试和课堂作业都使用英文原书，致使许多幼时没有学过英文的学生，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不是数学、物理、历史、地理本身的知识，而是作为工具的外文，这样就使得科学退居到附庸位置，也不利于民族自信心的培育。针对这一弊端，大同大学强调，教科书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，必须与本国国俗相结合，绝对不应照搬外国教科书：

世界万国，除印度、安南、缅甸、朝鲜等已亡诸国外，其中等学校一切科学，有悉用外国文教授者乎？吾虽未尽知道，窃恐绝无而仅有也。中学教科书必有关于国故者、有关于国俗者容纳其中，所以培植其国民者也。……务使初学科学之人，可尽脱外国文之束缚，而多得参考之材。学者研究既多，自能群趋于发明之一途。不如是，则吾国之学术，终为他国之附庸而已。”

他们编写、翻译了许多切近中国实际的教科书与教学参考书，包括代数、几何、物理、化学、英文、历史。他们成立了“大同学院丛书编辑部”，以胡敦复为首，编辑部成员14人，都是各科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大同教科书是教育界一大知名品牌，内有相当一部分被教育部确定为部颁教材，被社会广泛采用，胡敦复等人所译《积分方程式之导引》等书，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最早的 一批“大学丛书”。

当时许多学校的学生偏科、片面发展，学理工科的文史知识太贫乏，学文史的又对理工科一窍不通。针对这一弊端，大同十分重视学生的综合发展，这突出表现在课程设计中，文理交叉的必修科目甚多。以1933年课程为例：文学院除本院必修外，尚须必修理学院之高等数学、解析几何、化学概论、生物学及商学院之经济学、银行货币等。理学院除本院必修外，尚须必修文学院之欧洲近世史、政治学、伦理学、心理学等。商学院除本院必修外，亦须必修理学院之化学概论、高等数学、解析几何、生物学及文学院之六艺、诸子、史籍各学程。这种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理念是相当正确的，有利于增强学生到社会就业以后适应能力与创造潜力。有校友评价：“将来学数理的毕业生能阅读中外文书，文字表达能力亦较强，文理基础都好，能适应将来深造后，既有专业深度，又有广度，知识面广可以促进专业的深度”。大同一校，日后能出三十多名两院院士与学部委员，与其一贯重视通识教育，自有一定内在关系。

针对许多学校忽视、轻视中国传统学问传授的弊端，大同特别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，规定各院系都必修国学，所授课程有四书五经、《史记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古文观止》等。朱香晚先生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相当有成就，所教《说文解字》，很受学生欢迎。校友于光远到耄耋之年，还能清楚地记得朱先生的讲授内容：

在大学里学的《说文解字》这门课，是朱香晚老师教的。他讲得非常生动，许多说法在书上不容易找到。比如，他举了许多例子来讲篆字的变化发展，有一些我至今都还记得。他讲“西”这个篆字，形象是鸟站在鸟巢上，本意就是现在的“栖”。可是因为作为方向的“西”字比“栖”用得多，而鸟还巢的时间正好是在太阳西下的时刻，因此这个字的意义就变成了西，同时又另外造一个“栖”字。

务实，最重要的是务中国之实，中国现实的需要就是大同发展的目标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全国各地烽烟四起，兵连祸结，城市、乡村遭到严重破坏，工程建设人才成为中国社会最为迫切需要的人才。大同大学不避艰难，毅然创办了工学院。从1941年至1952年，工学院共毕业学生2228人，比文、理、商三学院同期毕业生总数还多。这些人在抗战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成了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才。大同大学所出的两院院士中，工程院士最多，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同办学紧贴中国现实的需要。

务实，就是要务中国社会之实与教学效果之实。为了让学生在校期间能够学到更多的切实有用的知识，大同在全国高校中，率先采用学分制与选科制。为了让更多女子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，大同在1916年即开始男女同学同校。其时风气未开，胡敦复、吴在渊等人带头，让自己的妹妹、女儿来校读书，两三年后，渐成规模，外界男女同学之风始盛。学分制、选科制与男女同校，这在今日早已司空见惯，但在当时都是引领时代风气的创新之举，是大同大学务实的表现。

其三，饮誉海内的办学质量。大同在其四十年的大学历史中，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国私立大学中的翘楚，素有“北有南开、南有大同”之说。大同首期招收学生91人，到1928年，已经成为中国第一流私立大学，大学科有文学院、理学院与商学院，下设九系，普通科有高中、初中两部，全校占地90亩，大的建筑物15座，图书、仪器总价十余万元，有学生八百余人。1937年增设工学院，下设电机、土木、化工三系，1948年添设机械工程系。至1948年，大同教学设备一应俱全，内有中国最早的物理实验室，大学部学生已逾2700，中学部学生逾2500，为沪上私立大学榜首。至于其教学质量，更是令人称羡。1928年，教育部考察私立学校，对大同有高度评价。其综合报告称，凡考察复旦、沪江、大同、大夏、光华与暨南共六所大学，“据视察结果，办学精神极为贯注者，为大同、沪江二校。理学院办理较有成绩者，亦为沪江、大同二校”。换句话说，那时大同的质量，在上海私立大学中，名列前茅，其地位在复旦、大夏、光华与暨南大学之上。如果除开作为教会大学的沪江不算，大同在上海私立大学中名列第一。这不是校友的自我陶醉，而是专业权威机构经过调查以后的严肃评价。令人扼腕叹息的是，1952年，大同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撤并，大学部分被并入交大、复旦、同济、华东师大等学校，仅中学部分在继续发展。作为大同大学后续影响的重要部分，是其培养的学生的成就。其中，最突出的指标，是出自大同的两院院士与学部委员的人数，竟有39人之多。这是极少国内大学能够与其比肩的。看一看本书附载的“大同院士名录”，经济学家于光远，水电水利专家钱正英，物理学家严济慈，隧道之父刘建航，化学专家查全性……。那么多第一流学者竟然都出在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大同大学！人们在感叹之余，自然也会生出许多遐想：假如1952年以后，大同大学仍在继续，那么这个院士名单肯定要比现在要长，大同所出各类人材肯定要比现在为多；假如不搞清一色的公立大学，而是允许一部分私立大学继续存在，那么，中国私立大学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，中国公立大学的状况肯定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
当然，1952年以后大同大学不复存在了，但大同精神仍在延续、光大。1952年以后的大同中学，随着时代的波涛蜿蜒向前，1959年被评定为上海市重点中学，“文化大革命中”一度改名为“上钢三厂五七中学”，“文革”结束后恢复大同中学校名。改革开放时期，大同中学在教学质量、校舍建设方面，大步前进，在立己达人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人才方面，在励精图治、艰苦创业方面，在联系实际、发扬特色方面，可圈可点之处很多。这里走出了世界跳高冠军朱建华，走出了奥运会射击冠军陶璐娜，走出女足名将孙雯，走出了一批在全国、全市体育运动获得金牌的体育人才，走出了一批在全国和上海的数学、物理学、航天知识、绘画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学生，走出了一大批活跃在祖国各条战线上的优秀人才。

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”。这是古代圣贤的遗训，也是大同的校铭。短短十六个字，涵盖了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、改造客体与提升主体两个方面，涵盖了修德与进业两个方面，这也是古今中外教育的全部真谛所在。大同在这方面，给世人留下了光辉的榜样。

这部《沪上名校――百年大同研究》，是对于这所名校历史的研究成果。本书研究团队，由大同中学领导、教师，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史研究中心的学者共同组成，前者对大同历史有亲身感受，后者对上海历史有宏观把握与研究基础，两者结合，优势互补。他们尽其可能、地毯式地搜集了大同的历史资料，包括档案、书刊与口述资料，部分系首次披露。本书清晰地梳理了大同历史，恰当地分析了大同精神，脉络清楚，重点突出，文笔优美。作为主编之一，马学强研究员是研究上海城市史的知名专家，从事过关于近代上海城区史、名校史与名人史的多项研究，学养丰厚，成果丰硕。其最大特点是对于所承担项目的极端负责精神，不承担则已，若承担必一诺千金，必以宗教般热情投入，夙兴夜寐，日录夜作，悉心搜集资料，精心设计提纲，精心组织队伍，精心撰写书稿。他所领导的团队，经多次承担类似项目，已是配合默契、能征善战的优秀团队，在上海史学界颇有名气。这么富有价值的研究对象，这么训练有素的研究团队，这部校史之内容翔实、分析允当、可信可读、富有启发，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。

百年大同，百年弦歌！立己达人，成就辉煌！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，面向现代化，面向中国现实，怀抱救国济世的慈悲情怀，勇于创新，甘于奉献，励精图治，薪火相传，终于将美丽的理想化作骄人的业绩，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绚丽多彩的篇章。这是大同人的骄傲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，是一笔值得深入研究、精心继承的文化瑰宝！在这个意义上，在纪念大同百年之际，这部《百年大同研究》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。

是为序。

熊月之

二〇一二年十月四日

（熊月之，中国史学会副会长、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、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