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： 
2004年11月5日《解放日报》第13版刊登了“大爱无言”，文中的主人翁沈锡美是我校70届学生，现将此篇文章上网，以飨读者。 

    有多少人轻易地说出爱，却敷衍了事，懒于经营；有多少人很快就说出爱，转眼却是见异思迁，泛滥“喜欢”；又有多少人，追逐着异化的爱，只要看到金钱、物质或者权力，立马就“谈情说爱”，什么都“豁得出”。 
　　而有另一种爱，虽然这么多年没能说出口，没能彼此听见，却爱得那般动人心魄，催人泪下，耐人寻味。 
　　大爱无言。35年来，上海女知青沈锡美与安徽小山村一位聋哑人之间的爱情，犹如一条汩汩的小河，冲过险滩，且行且壮美，将隽永的爱恋写进坎坷的人生，也为人们解读着“爱的真谛”。 
　　汽车满面尘灰，在土路上颠簸。刚收割过的稻田，在起伏的丘陵上绵延到天际。从高楼林立的上海到安徽定远县藕塘镇小潘村，一程又一程，记者才找到家住山冈上的沈锡美。 
　　黑狗狂吠，沈锡美一路小跑出来。她粗糙干枯的双手，伤痕累累，紧紧拉着我的手。我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当年那个时髦漂亮的上海姑娘。如今的她，比当地的农妇还要憔悴。一张饱经风霜的褐色脸庞，瘦削深陷的双颊，突兀的上腭，干瘪的身躯套着一件宽大破旧的外套。 
　　如果不是屋角一台别人送的电视机，记者不敢相信她的家生活在21世纪。屋里空空荡荡，像座仓库。东头摆着结婚时的木床，正中一张破方桌和靠墙的神龛，西边一个衣橱，三十多年来依旧是这些家当。 
　　沈锡美坐在我的身边，话刚到嘴边，泪水就止不住扑扑滚出来。她颤抖的手，来不及抹去脸颊上的泪珠。这份爱情给她带来多少幸福，也同样让她的命运变得比其他人艰辛百倍。 
　　那个年代，人们表达爱的方式深沉而含蓄。清澈的河水让两颗年轻的心灵撞击出爱的火花，纵有多少深情，他俩的爱心照不宣。 
　　1971年10月，风华正茂的上海市大同中学学生沈锡美，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，奔赴偏远的安徽定远县藕塘镇小潘村。上海姑娘沈锡美对农村生活一窍不通，常把麦子当韭菜，以为花生种在树上，挑水摇摇晃晃一路洒，生火做饭被烟熏得眼泪直流。生活全靠自己摸爬滚打，沈锡美初次体会到农村生活的艰辛。 
　　住在村子西边的聋哑人郑德聪，虽闷声不响，人却机灵聪明。他经常看到瘦小的沈锡美吃力地挑水，不禁对她产生一阵阵怜惜，默默上前接过沈锡美肩头的担子，闷着头一口气帮她挑回了家。沈锡美摸出几颗糖果塞到他手里，郑德聪红着脸跑开了。 
　　夜深人静，知青们都已进入梦乡。草屋的木门“笃笃笃”响了三下，沈锡美听见暗号，一骨碌爬起来。门外没有人影，只留下两桶满满的清水，倒映出满天灿烂的星斗。四年里，每天半夜，郑德聪都会悄悄为沈锡美挑水，天天如此，风雨无阻。他还常给沈锡美摸些田螺、龙虾、螃蟹改善生活。有了郑德聪的帮助，沈锡美艰苦的知青生活里融进了一丝丝温情，每次看到他默默挑水的身影，锡美的心头也不由浮起怜惜之情。 
　　1972年一个初夏的午后，沈锡美在河边洗手，一不小心滑进了河里。河岸陡峭，水流湍急。附近的人们闻讯赶来，却没一个人敢下河救她。郑德聪急中生智，拨开人群，骑在一头老水牛背上扑腾到水中，一把将沈锡美捞上牛背。沈锡美深情地望着他，刹那间他俩有了心灵相通的感应，一生的情缘在此刻悄然播下种子。 
　　那个年代的人们对爱情的表达含蓄而深沉，他俩在心里都彼此产生了强烈的好感，但“爱”这个字却没好意思说出口。看他俩这么要好，在身边知青的撮合下，1974年春天，沈锡美和郑德聪举行了朴素的婚礼。一间简陋的草屋，没有嫁妆也没有聘礼，郑德聪欣喜地拉着锡美的手，拍拍胸膛仿佛说：“我有力气，一辈子都对你好！” 
　　“你怎么会爱上这样的人？”母亲十分不解。三次抉择，三次决裂。善良的心灵和对爱情的执著，使沈锡美不忍丢下孤苦伶仃的他，她咬咬牙说：“就算下地狱，我也认了！” 
　　1975年，知青们开始陆续回城。一起插队的知青们像归巢的燕子，一个个返回了上海。郑德聪看在眼里急在心里。他拉着锡美的衣角，伸出四个指头，一个一个减去，只剩下最后一个指头，指指锡美，使劲摆摆手，指指自己，比划着卖力种地的样子。锡美知道，哑巴害怕她离他而去，仿佛在说：“你不要走，我会种地让你吃饱。”锡美把哑巴的手放在心窝上，好像安慰他，你放心，我不离开你。 
　　沈锡美和聋哑人结婚的消息传到了上海，家人怎么也不相信她嫁了个又聋又哑的当地农民。母亲从上海赶到小潘村，苦口婆心劝说锡美回心转意。还有一个以前一起插队的上海知青捎来口信，要是锡美回上海，就和她结婚。一边是繁华的大都市，一边是偏僻的农村；一边是健康的小伙子，一边是残疾的郑德聪，深夜，沈锡美的脑子里一团乱麻。 
　　“哑巴从小没有了爹娘，命够苦了，这么多年他对我好，我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”沈锡美脑筋一转，在母亲为她收拾行李的时候，向郑德聪使了个眼色。哑巴“扑通”一声，一头栽倒在地上，屏住呼吸，手脚冰凉，乍一看像死了。母亲吓了一跳，把一缕香烟丝放在郑德聪的鼻子边上，他憋不住，打了个喷嚏苏醒过来。母亲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看他俩艰难，留下200元钱给沈锡美，痛心地返回了上海。 
　　婚后一连两年，安徽遭遇大旱，粮食颗粒无收。饥荒的年头里，沈锡美怀上了第一个孩子。孩子临盆时，正值寒冬腊月，草屋四面透风，冻得像个冰窖，连取暖的柴禾都没有。沈锡美没钱去卫生站，在家自己给孩子接生。冰冷的地上，孩子的头出来了，身子出来了，沈锡美疼得撕心裂肺，狠心一把剪断了血淋淋的脐带。孩子呱呱坠地，冻得像个紫葫芦。 
　　家里断粮，郑德聪跑到几十里外，冰天雪地里，他走进一家家门槛要饭。回到家里，他拂去篮子盖头上的雪，将冰冷的饭菜温热，捧到坐月子的沈锡美跟前。沈锡美舍不得吃，和哑巴你推我让，两个人都直掉眼泪。 
　　熬过饥荒的岁月，孩子出落得活泼聪明，沈锡美的故事也在当地人中间传开了。县委听说了这事以后，专门派人给他们盖上了新砖房。沈锡美憧憬着未来的生活，满怀信心地领着孩子和丈夫回娘家探亲。但母亲仍然不能原谅他们，邻居们知道锡美嫁给了个哑巴后，更是冷嘲热讽。母亲恼羞成怒，沈锡美含着眼泪咬着嘴唇说：“我不信这日子过不下去！”她第二次和母亲决裂，带着哑巴和孩子踏上了返乡的列车。 
　　命运有时就是那么无奈，不愿发生的磨难，偏偏要发生。孩子3岁那年的冬天，高烧不退，小两口连夜带着孩子赶往十几里外藕塘镇卫生站，但是儿子在半路上就咽了气。沈锡美两眼一黑，昏死过去，醒来时泪眼朦胧，只见哑巴光着身子，身上仅有的一件棉衣裹着孩子，一手搂着昏倒的她，嘴里咿咿呀呀哭泣着。 
　　毕竟母女连心，母亲虽然生锡美的气，心里仍惦记着锡美。听说孩子不幸夭折了，她连忙赶到小潘村，再次劝说沈锡美回上海。“我快病退了，正好有个空缺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！”沈锡美心想：“这时离开了，哑巴就是雪上加霜，他一定活不长。”固执的沈锡美不肯回上海，再次与母亲闹翻。母亲也没辙了，临走前重重丢下一句话：“回上海，就是回天堂；在这里，就是一辈子在地狱！”善良的沈锡美不忍心丢下孤苦伶仃的哑巴，咬咬牙说：“就算下地狱，我也认了！” 
　　生活的重负接踵而来，无尽的苦难毫不留情地压在这个多情女人的身上。伴随这份奇迹般爱情而来的，是命运多舛，是比常人经历更多的磨难。 
　　当爱情的热烈逐渐冷静后，沈锡美面对的是与又聋又哑的郑德聪一起生活的严峻现实。郑德聪人虽不傻，但生活劳作上有许多不便。他听不见声音，连烧菜也经常烧糊；他骑在牛背上，不小心颠簸一下，就从牛背上掉下来摔断了胳膊；他走路不小心，被野草戳穿了脚背，染上了破伤风。 
　　生活的重担几乎全都压在了沈锡美肩上，她成了这一家之主。她的脑子里不停地打算着一茬一茬的农事，常常半夜都操心得睡不着，皱纹过早爬上了她年轻的额头。但要强的沈锡美坚信，自己的力量加上哑巴的力量，他们一定能靠勤劳的双手过上好日子。 
　　祸不单行。孩子夭折后不久，家里的耕牛也病死了。因为贫穷，沈锡美买不起健壮的耕牛，每次只能买回病弱的老牛。几年里，老牛接二连三地病死。她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，难道贫贱夫妻百世哀的俗语真的不幸被言中了？她想到了“死”。 
　　半夜里，沈锡美悄悄拿出一瓶农药。她走到哑巴跟前，他睡得正香；她走到二儿子跟前，轻轻摸了摸孩子的头。噙着满眼的泪花，向亲人作了最后的告别后，她打开农药瓶，准备一饮而尽。殊料睡梦中的孩子翻了个身，朦朦胧胧中喊着“妈妈，我要尿尿”。这一声呼喊，震醒了绝望中的沈锡美。“18岁我与母亲分别，到今天不得团圆，我怎么能再让自己的孩子也离开母亲，孤苦无援呢？”沈锡美揉了揉眼睛，定了定神，生存下来的力量又在她脑子里缓缓复苏。她收起了农药，决定勇敢地活下去。 
　　一年到头艰苦的劳作，去掉化肥、农药、种子的成本，交去公粮，沈锡美家剩余的粮食最多只能填饱肚子。为了让日子好过一些，沈锡美决定外出打工。 
　　1996年，沈锡美回到上海。那一次她不是回家的女儿，而是一个外地来沪打工的农民工。初冬的黄浦江边，外滩的灯火像一条腾飞的金色巨龙，与对岸高耸的东方明珠交相辉映。冷风中，一个中年妇女辛酸地唱着越剧《祥林嫂》。她眼前的铁碗里一晚上才叮叮当当落进几枚硬币。歌声揪人心肠，一个过路人听见，不禁在她跟前停住脚步，这好像是插队时候的沈锡美吧。沈锡美不敢抬头，匆匆离去。过路人快步追上她，终于认出了锡美，生拉硬拽把她拖回了上海的娘家。 
　　家中老父亲卧床不起，锡美“扑通”跪在父亲的床前，哭着说：“女儿不孝，不能在您跟前服侍您。”母亲看着锡美虽然生活如此窘迫，却还对这份爱那般执著，终于冰释前嫌，从此将她的一个孩子接到上海来照顾。 
　　人在上海，沈锡美心里还牵挂着家中的哑巴和最小的儿子，一颗心被硬生生掰成了两半。一天，打工的乡亲从老家带来口信，小儿子不小心把手摔断了。沈锡美匆匆忙忙买了张26元钱的硬座票，星夜往家里赶。火车凌晨两点钟到了站，没有了城乡公交。她舍不得花几块钱住县城的招待所，而是在车站冻了一宿，天蒙蒙亮就跳上了头班的汽车。回到家，小儿子哭诉着：“妈妈，我半夜里疼得睡不着，只好从屋子东头逛到西头，从西头逛到东头，爸爸一点也不知道。”对残疾的郑德聪，沈锡美还能要求他什么呢？捧着孩子脱臼的胳膊，沈锡美眼泪嘀哒嘀哒往下掉。等孩子的胳膊打上了石膏，沈锡美又挂念着上海那头，马不停蹄返回了上海。七八年里，她就像个钟摆，两头来回跑，常常累得两眼发昏。乡村的土路不知道来回走过多少遍，冷清的车站里不知熬过了多少个夜晚。 
　　在上海打工的日子里，沈锡美做过清洁工、保姆、采购员。打工挣的每一块钱，沈锡美都要攒下来，仔细盘算着用在家里的哪个角落。三十多年，她没有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服；也几乎不吃早饭，就是为了省下这一元两元钱。她常常饿得头昏脑胀，时间长了还得了贫血症，走路经常头晕。采访那天，她指着家里菜园边上的砖墙告诉记者：“这里的每一块砖头，都是我打工时省下的一顿顿早饭。” 
　　真正的爱情，不分贫富贵贱，不顾风霜雨雪。心灵的息息相通，让他们的爱如甘泉一般，在苦难的日子里默默滋润着心田。 
　　当记者悄悄地问沈锡美与老伴相看两不厌的秘密时，她吐出了一句朴实却意味深长的话：“哑巴真的对我好，吃再多的苦我也不后悔。” 
　　每次锡美打工回到家，都会发现神龛上的香炉里插满了一根根火柴。从离开家的第一天起，郑德聪就开始计算着沈锡美离家的日子，锡美走一天，火柴就多一根。等锡美回来时，火柴已经插满一香炉。 
　　郑德聪最怕锡美有个头疼脑热。有一回，沈锡美在太阳里干了一天活，脑袋嗡嗡直响，两眼发黑，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了。哑巴急坏了，绕着床沿，又是端水又是送药，坐在床边守到深夜。半夜里，锡美终于张开眼睛，哑巴着急地盯着她，比划着手势，好像在说：“你可不能死啊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活不长了。”锡美开玩笑地比划着，好像在说：“我死了，你找个更好的。”郑德聪急得又摇头又跺脚，好像赌气地说：“你死了，我也不活了。”锡美扑哧一笑，病痛全消。 
　　劳作一天，寂静的夕阳里，两个人回到简陋的家中，斜靠在木门上默默地剥着花生。郑德聪经常像刚结婚时那样，突然欣喜地望着锡美，激动地指指她，再指着自己，握着锡美的手，放在胸口，摇着头仿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。“锡美啊，我俩怎么会生活在了一起！”锡美听得懂哑巴的心声，脸上泛起了幸福的红晕。两双粗糙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，四目相望。对于这份爱的表达，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。在郑德聪的心目中，沈锡美就是上天赐给他这一生最好的礼物。 
　　爱情的力量，能让一切生活的苦难化成甜美。这份爱情没有令人目眩的浪漫与辉煌，也不能用言语表达，却书写着这个女人的执著与高尚。 
　　承包土地那年，村里看沈锡美家人单力薄，只分给他们几分田地。村里几十亩荒地没人敢开，要强的沈锡美不服气，拉着郑德聪上阵了。 
　　十年九旱，荒地板结得像石头。听说今年雨水多，沈锡美仔细收听天气预报，按兵不动，耐心等候着喜雨的到来。果然，一连几天的滂沱大雨浇透了板结的泥土，沈锡美欣喜若狂，拉起老伴，冲向湿润的土壤。郑德聪在前，沈锡美在后，吆喝着黑色的老水牛，锋利的犁刀欢快地犁开了湿漉漉的泥土，势如破竹，几十亩干涸的土地转眼变成了良田。 
　　这么多年，寂寞一直伴随着沈锡美，但她的心灵总是能带着自己到快乐的地方去。 
　　在稻田里劳动着，全身倦怠，没了劲头。沈锡美从屋里拿来一台老掉牙的卡式收录机，那还是插队的知青回来看望她时带来的礼物。磁带“咔哒”一声合上，田埂上响起了一曲节奏强劲的迪斯科。嗒嗒嗒，嗒嗒嗒，随着音乐的节奏，沈锡美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好像注入了新鲜的活力。老伴看她这么起劲，也挥动着镰刀，两个人欢喜得似舞似种。嗒嗒嗒，嗒嗒嗒，快乐的节拍回响在稻田上空。 
　　不论一天的劳动后有多么疲惫，不论从外打工回来有多么劳顿，沈锡美一踏进这个家门，就卷起袖子打扫起屋子。她家的灶台油光发亮，碗筷晶莹透亮，桌子一尘不染，地板干干净净。只要她回来了，这间陋室顿时洒满阳光，蓬荜生辉。 
　　在上海一家饭店打工时，女老板偶然知道了沈锡美的身世，感叹在现在浮躁的社会中还有这样忠贞的爱情。这位女老板虽有万贯家财，却屡遭感情败局，至今得不到情感的归宿。在如今的社会里，多少“爱”轻率地表达，多少“爱”轻易地海誓山盟，多少“爱”成为了金钱的俘虏……爱变得脆弱得甚至异化。而沈锡美和哑巴的一生，爱从来没有说出口，也没能彼此听见，但他们得到的是一笔多少人终身得不到的丰厚精神财富。 
　　采访即将结束时，沈锡美动情地向记者唱起了邓丽君的《你在我心里》。她说，她最爱唱的就是这首歌。这么多年来，每当心里寂寞时、绝望时，生活的苦难压迫着自己时，她都用这首小曲温暖沧桑的心灵——— 
　　“你在我心里，我在你心里,不止一点点，也不止一滴滴。……常言说，有缘在一起。有一些儿喜，有一些儿甜。这默默的时刻里，胜过了千言万语……”  


采写 /本报记者林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