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合花

窗外的小雨淅淅沥沥，把我从梦中惊醒。远处的天空是一片朦胧的暗淡的蓝，在隐隐地发亮。在东南面挂着圆得几乎完美的明月。

喔，今天，是中秋节。

反正也再睡不下了，我索性掀开被子，有点费力地叠起这对于一个人来说大得多余的婚被放在床头。爱恋地抚了抚那百合花图样，走了出去。

高高的鼻梁，弯弯的眉，镜子中年轻但憔悴的人儿，正拿着木梳子轻轻捋过额前那一溜蓬松松的刘海。我的家乡远在江南，那里有成片的山，成片的水。山上长满了粗壮的毛竹。我还记得小时雾蒙蒙的凌晨，和哥哥一同上山。哥哥宽厚的肩上垫了一块儿老蓝布，扛了几枝青竹，竹梢长长地拖在他的后面，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——我背着箩筐，满载着还沾着露水的草药和蘑菇，在前边跑着......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。如今我嫁到了北方，而哥哥跟随部队打仗去了；北方依旧有山，只是没有记忆中笔挺的毛竹；依旧有水，却不如南方的那般清澈；北方有而南方无的，只是战争。

慌忙回过神来，我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了——可往昔充实的日子不再，浪费或不浪费，谁又在意呢？堂屋里静静的，没有什么家具。我坐去小板凳上，纳还未纳完的鞋底。一针、一针，一层、一层。这鞋底什么时候才能纳完？我亲爱的夫君，什么时候能穿上这鞋底去前线呢......

天不知什么时候已放了晴，院子里的草木给雨水冲洗地青翠水绿，珠烁晶莹。我站起来揉揉发麻的双腿，走过去推开窗子，一股清冷的带着新鲜味道的秋天空气，立马涌了进来。我再抬起头时已是下午近三点。那时我听着门外似是有响动，紧接着就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。我有点惊讶，有点窃喜。除了我几天前过门那会，只住了我一个人的院子从来都是安静的，死寂得仿佛没有声音。想必这是这两天刚到的部队吧？近些天也能远远听到一些轰炸声。院子里站着一个穿了黄军装的小伙子，一身洗淡了的颜色，正探头地向堂屋巴望着呢。“什么事？”我一挑眉。“大姐你好，你们家有被子能借给我们部队吗......”

借被子？ 我一愣，重新开始仔细地打量他。和哥哥一样，他是高挑挑的个子，有着厚实的肩膀，可这会说话时，眼睛却到处乱瞟，不敢对上我饶有兴味探索的目光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他快速看了我一眼，又着急道：“我们部队里的伤员流了血，很怕冷，所以......” “所以？”

他有些恼怒地抬起头，又立马低下去。

“所以希望大姐能借我被子！”

“凭什么？”

作为我唯一嫁妆的婚被，说借就借？

“就凭......算了！你就是个死封建！被子我去问别家借！”

看来这小伙子是真有些怒了。他转身的一瞬间我有些手足无措，但我一想到，待会定再有人带着这小伙子来借，心情立马常快乐，甚至带有一些些期待。其实我并非故意要刁难他，使他完成不了任务回去挨骂，只是这院子太安静，想要生机多停留一会。 缓缓叹气，回到板凳前，继续纳那鞋底。

纳完鞋底，再多织几双袜子吧。毛衣一类保暖的衣裤，也不能没有，总还要做几件备着吧......

果不其然，不一会院子里又传来一个女同志的声音。我慢悠悠放下针线走出去，一张有活力的英气面孔跳入眼帘。女同志怀里抱满了被子，一见我挑开帘子便大嫂长大嫂短地向我道歉，说刚才这个同志来，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。她的身后钉着刚刚的那个小伙，执拗地低着头。这会女同志说话时，他才刚回过神似的，眼睛一眨不眨看着她，好像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。我见他这幅模样便忍不住要笑，但又不好叫那女同志以为我不礼貌，便将脸扭向里面，抿住嘴角咬着嘴唇笑。

她硬着头皮开口向我借被子了，对我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。一下子，我的脑海里出现哥哥和夫君的身影——他们跟随的，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吗？我看着女同志灼热的目光，犹豫着。

那毕竟是我的婚被啊，我唯一的嫁妆。

一咬牙，我转身去把它抱了出来，远远地听到那小伙子不服气的声音，“......她就是不借，你说怪吧！”瞟了一眼那小伙子，我作势仍要把被子递给抱满了被子的女同志。她一努嘴，叫那小伙子来拿。没想到她竟扬起脸，装作没看见。那女同志开口叫他，他这才绷了脸，垂着眼皮，接过被子，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。不想他一步还没走出去，就听见“嘶”的一声，衣服挂住门钩，在肩膀处，挂下一片布来，口子撕得不小。他当即就愣住了，看着自己的军装。“噗，”我看着这小伙子有些憨的一举一动，赶忙找针拿线。他愤愤一扯衣领，挟着被子转身就走。

天黑了。我没有做月饼，只是呆呆看着满月。它看上去很近，又很远。

村干部动员我们来了。要开始打仗了。

我不想我的婚被很快就被染上血迹，我把我的被子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——虽然这么做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。

炮响了。刚刚那位女同志紧锁着眉看着简陋担架上的伤员，因为她无法为他们解除任何痛苦，只能给他们拭脸洗手，能吃得了的喂他们吃一点，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，给他们擦拭身上的污泥血迹。我不好意思做这些，只答应替她打打下手。

突然外面一阵喧闹，“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啊！……”我端着水快步走到担架前，看见了一张熟悉的十分稚气的圆脸，原来棕红的颜色，现已变得灰黄。他安详地合着眼，军装的肩头露着那个大洞，一片布还挂在那里。

我在原地，四肢动不了了。

“这都是为了我们……”那个担架员负罪地说道，“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，准备往前运动，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，可谁知道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檐上撂下颗手榴弹来，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，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，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……”

我强忍着眼泪，我强忍着眼泪拉开那个小伙子的衣服，为他擦拭身体。我拿出针线，一针一针的缝在他衣肩上，那个破洞，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，默默的站起身，说不用打针了。我想起了我远在他乡的丈夫和哥哥，他们是否还安好?我曾经给他们写过几封书信，无奈路途坎坷，不知他们是否有收到?他们是否也像这个小伙子一样？

我的为什么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？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，揭掉他身上的被子，要把它放进棺材去，我狠狠瞪了他一眼，把半条被子平展展的铺在棺材底，半条盖在他身上，卫生员为难地说，被子是借老百姓的。

“是我的——” 我扭过脸去那条枣红色底上洒满百合花的被子，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，将与这个小伙子，和无数战士，一起埋入土里。